第四章 章台宫内

数日后，章台宫内。 “臣受陛下之命以来数日不息，终将天下各地初分。 为三十六郡，上党、九原、雁门、上郡....” 李斯在廷议上沉声汇报着自己辛苦多日的成果，扶苏的心思却全然不属。 待到李斯汇报完毕退入文臣之列后，扶苏移步出列，朗声道： “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六国之地悉为秦地，六国之民皆为秦民。 儿臣请迁新地子民于骊山之邑，侍奉陛下万世，以为大秦羽翼。 又闻新地黔首历战事经年，民生凋敝，难以长途跋涉；请移各地豪强于骊山之邑。” 扶苏的声音在黑色大殿内久久回荡不止。 又是在这章台宫内的朝会，又是当廷奏对。 不过与初来之日不同的是，当庭陈述的扶苏早已消去了曾经初来乍到的懵懂。 取而代之的是胸有成竹的泰然自若。 扶苏白皙的脸庞上满是自信——在提前得到嬴政事先首肯的情况下，完全不用担心有所差池。 事实也的确如此。 高居庙堂之首的嬴政仍如以往一样不置可否，只有深藏冕旒之下的幽深话语传出 “诸臣议扶苏所言” 但只要熟悉这位始皇帝陛下的臣子都明白 若是有违圣心，扶苏是不可能如此风轻云淡地立于大殿之上侃侃而谈的。 因此，此时的廷议大家都清楚是何意味——确认流程罢了。 身着绿丝袍（秦始皇要求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袍），头戴黑法冠的李斯率先出列。 作为最善揣摩嬴政心意的大臣，他绝无落于人后的道理: “臣以为长公子所言甚是。 六国之人复国之思不绝如缕，其旧族骄纵难当，对新地政令往往阳奉阴违，不肯彻行。 若能将此辈集于骊山，吏员治之地方必将事半功倍，臣昧死请陛下许之。” 扶苏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感慨： “这李斯不愧是最得嬴政器重的臣子，见风使舵的能力当真是首屈一指。 当日郡县分封之争时，若不是自己有先知先觉的优势和大秦长公子的身份，怕是根本难以望其项背。” 还未等扶苏感慨片刻，一道铿锵声音便紧随李斯之后响彻大殿之上： “臣以为长公子、廷尉所言乃真知灼见。 所迁豪强之族若有不服者，更可一举灭之，以消后患。” 扶苏放眼望去，只见一员身形挺拔，目光灼灼的武将正昂首作答，一股金戈铁马之气扑面而来。 四目接触之下，战将微微向扶苏颔首，迅速移开了目光。 一个名字登时便从扶苏脑海中跳了出来：“蒙恬。” 此时的蒙恬刚刚因为破齐之功被封为内史，掌握着京师治理之权，足见宠信。 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潜在盟友。 蒙恬之弟蒙毅曾依法将赵高判处死刑，虽有嬴政特赦赵高，但二人之仇却是结下。 赵高深深嫉恨之下，在胡亥登基后冤杀蒙毅。 纵使蒙毅不知自身结局如何，但却知晓赵高是教授胡亥律法的师傅，同胡亥甚是亲近。 蒙氏一族因此也绝对不会希望胡亥成为储君。 换句话说，蒙氏是扶苏将来争夺储位时的天然盟友。 扶苏暗暗在心里将蒙恬的重要性拉升数级。 蒙家本来就世代将门，从蒙骜开始便三代屡掌军权，门生故吏遍布军中，更有破齐灭楚之功为依凭。 与王翦为首的王氏一族共同掌握着秦军内部山头的话语权。 但王氏军功过大，秦灭六国后期之时，嬴政已经有意扶持蒙氏以作制衡。 因此蒙家子弟又多有入朝出仕的先例，如蒙武为内史，蒙毅为上卿... 如今的蒙氏一族，风头甚至隐隐盖过王氏，有第一将门之势。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蒙恬的发言就代表着军方的支持。 有了朝内文武双方重要人物的表态支持，本就是形式大于实质的廷议自然落下帷幕。 嬴政最终决议道：“许扶苏所言，迁关东六国之地豪富之家及旧贵望族于骊山，由廷尉共各地郡守一同操办。” 从藏阳宫内提出设想获得嬴政默许，再经由廷议上文武重臣们讨论赞同，最终由嬴政盖上玉玺颁发圣旨。 扶苏终于在这个时空扇动了自己蝴蝶的翅膀，迈出了第一步。 至于将来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暴？只有天知道。 而关于扶苏为什么要一再在上奏时特别强调“新地”、“豪强”，自然也是有讲究的。 “新地”，顾名思义，新占领的地域。也就是秦朝攻灭的六国之地，秦朝的政令在此类地区推行并不像秦地一样自如。 特别是新近覆灭的燕、齐等关东地区。 秦朝攻灭六国后，为了巩固统治，派遣了大量的“新地吏”前去治理关东各地。 但由于语言、文化等诸多障碍，这些来自故秦地的新地吏往往难以立刻融入“新地”的政治文化圈并发挥作用。 “新地吏”由来自故秦地的吏员与从本地选拔的吏员两部分组成 前者通常担任令、丞、尉等高级长吏，后者往往把持着位卑权重的要职。 在“新地吏”的构成中，秦吏的数量远远少于当地新选拔的吏员。 从“新地”本地人中选拔出的“新地吏”，由于同时熟悉秦法与当地习俗的缘故自然地便成为秦吏的左膀右臂。 这些人才是直面百姓、处理日常事务的主体。他们深知“秦法实重”的道理。 但是，在配合秦吏贯彻中央官府统治意志时，其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又使得他们冲锋在前。 不客气的说，即便是派出的秦吏在“新地”有作恶的打算，在缺乏本地吏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空想。 反而是本地吏员在欺压黔首的事件中扮演着比秦吏更为恶劣的角色。 无论是在狱中调戏吕后的狱吏还是在酒店骗吃混喝的刘邦 其实都是“新地吏”中的本地人，他们欺压父老袍泽的工具，便是秦法。 面对后者的违法乱纪之举，只要不是过于明显肆虐，秦吏往往只能采取默许甚至参与其中的态度。 这便使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。 在本地吏数量远远超过秦吏的“新地”，“匡饬异俗”往往只能成为一句空话。 具体施政时仍多仰仗本地的“豪吏”“主吏”等土生土长的吏员领袖。 这就导致一些利于一统却有损地方豪强的政令推行时阻力重重，严重破坏了秦朝的施政根基。 因此，历史上本地吏员与新黔首决定参与反秦战争，举起遍地反旗时 那些中央所委派的秦吏们大多也只能采取随顺的态度。 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“新地”政治的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。 这是不以最高统治者嬴政，以及“新地吏”中秦吏的意志为转移的。 只有通过时间的积累才能慢慢潜移默化。 秦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，吏员队伍的培养没有跟上。 每个县能配备一两名秦吏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扶苏知道，嬴政也清楚，朝堂上的群臣百官更是明白。 但对于一个新立统一的大帝国而言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迅速解决。 如今陵邑迁豪强制度提前出现，至少可以帮助秦朝缓上一口气。 嬴政此时却转向扶苏道：“秦律，功必赏，过必罚。汝献策有功，可有所请？” 扶苏正色道：“儿臣不敢辞之以坏律例，愿为少府工室一佐吏。”